作者 | 刘车仔
编辑?| 陆一鸣
题图?| 《青春时代2》
曾经，网上流行过一句话：婚姻，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自己选择家人的机会。如今，这句话显得有些过时。
在爱情变得日渐奢侈的今天，人们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非婚、非情侣关系的共居模式。
2012年，社会学家克里南伯格的《单身社会》出版并成为畅销书。那时，美国有1/7的成年人处在独居状态，超过了核心家庭的比重。书中，克里南伯格提出了一个观点——独居不只是潮流，而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崛起，及其所打造的都市生活支持体系下的必然趋势。他进一步指出，人们正在学习独居，并由此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10多年过去，婚姻对人们的吸引力的确没有变强。全世界范围内单身独居人数都在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
但目前，人们的实践却超越了《单身社会》当初的预想，越来越多人过起了单身但共居的生活。在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愈发强烈的今天，“共居”成了个人主义和渴望连接之间的“蹊径”。
当原生家庭令人压抑、爱情可遇不可求、婚姻关系成为束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想办法建构适合自己的、传统范式之外的共居关系。
自己选择“家人”
什么是“共居”？在这几年的媒体报道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少由个体自发组成的共居模式。
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7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便是一例。这部2018年播出的纪录片讲述了7位从71岁到83岁的高龄女性购买了同一栋公寓的7个单间后，相互照护、共同养老的生活。
以养老为目的的友情式共居。（图/《7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
共居有一个对应的英文单词co-living，目前还很难具体定义，它的前提是人们不因为血缘关系或者婚姻、情侣关系，却在某种契约下共同居住在一个空间里。
这一概念最早可能发生在建筑领域。20世纪60年代，丹麦建筑设计师霍耶（Jan Gudmand-Hoyer）提出了co-housing的概念。他设想建立一个12座的联排别墅，并在其中建立一些共享的设施，从而建立更紧密的邻里关系。这种设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集体主义时期的筒子楼设计。霍耶这一乌托邦构想，最终在邻里的反对下破产。
后来，在全世界各地的实践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共居”不只是简单的人从物理空间上凑到一起，而是拥有相似价值观或者相似意图的人的相聚。它强调交流、分享、互助，其中不乏情感的联系。
这很像美剧《老友记》里所呈现的场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回家可以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图/《老友记》）
目前比较常见的共居实践中，有PLP（plantonic life partnership，即柏拉图式的人生伙伴关系）、伴侣、离婚后搭伙育儿、离婚搭子、搭伴买房、共同养老等等。
2021年9月，新加坡作家埃普拉（April Lee）和好友蕾妮（Renee）通过契约，成为PLP伴侣。她们既是室友、财务伙伴，也是双方的首要伴侣，共同承担家庭经济支出，但彼此之间不发生性关系和恋人之间的肢体接触，也可以跟其他人约会。
这种关系既包含着友谊，又有婚姻的性质。它注重承诺，倡导长期稳定的女性共居。
埃普拉和蕾妮从中学时期就是好朋友，她们共同度过了青春期，熟悉彼此的父母，在成年后也保持着深度的联系。她们“建立了共同的历史”，并称彼此为灵魂伴侣，这为她们共同生活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几年疫情中，两个人无法见面，视频聊天反而成了那段时间彼此的慰藉。在人被物理隔离，连接被限制的条件下，她们比以往更加珍视彼此的友谊，这直接促成了她们共居的决定。
埃普拉和恋爱对象以及蕾妮一起吃饭。（图/社交账号截图）
也有女性在离婚后选择和好朋友成为“离婚搭子”。根据“一条”报道，来自安徽的两位90后单亲妈妈王洁和李欢，在离婚后带着各自5岁和7岁的孩子共同居住，组成了四口之家。两人是19年的好朋友，共居不仅可以在生活上相互帮助，也给了彼此一些精神抚慰。
近些年来，在云南大理、腾冲，贵州肇兴侗寨等地方，也出现了一些短期共居的社群，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自主报名，通过面试筛选，大家共享一个居住空间，并共同履行生活契约，成员之间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经济支出，会有话题讨论会以及一些特定的实践活动。相比之下，这种短期的共居更强调体验。
小红书上的一些共居招募。（图/小红书@丁丁先顶顶）
在韩国，还有女性把“共居”生活写成了书。韩国非虚构文学《拼团人生：无关爱情的同居生活》由两位共居的好友金荷娜和黄善宇一起完成。两个人以各自的视角写了她们成为灵魂伴侣以及一起买房子共居的经过。她们都是文字工作者，在共居前都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独居生活。
年过40岁，她们早已确认自己对婚姻没有兴趣。在遇到了如此契合的人之后，她们一拍即合，选择彼此为家人，一起凑钱买了房子，带着四只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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